古籍是記錄我國傳統文明與文化*重要的載體，是凝聚傳統文化記憶的遺產與瑰寶，也是中華文化存在和傳承的依據。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應充分珍視與利用現存古籍，挖掘和闡發古籍善本自身蘊含的文化元素，學習、鑒賞、傳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要講好古籍善本的故事，展現薪火相傳的文化魅力與民族精神。我們以宋代趙明誠、李清照夫婦所編《金石錄》為例，趙、李二人伉儷情深，家無余財，卻典衣縮食，嗜好收藏古籍文物。后不幸宋金戰起，逃難南方，所藏散佚殆盡。李清照在經歷夫喪書亡的顛沛流離后，整理編纂成《金石錄》三十卷。由此可知，李清照不僅是南宋**詞人，而且還是一位出色的金石學家。《金石錄》的流傳，也恰如其成書過程一樣曲折艱辛。此書*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前后所刊的龍舒郡齋本，寧宗開禧時浚義趙不譾曾重刻。然而，這兩個本子都不顯于世。元、明兩代，流傳的都是傳抄本，沿訛踵謬，彌失其真。清代*早的刻本是順治時謝世箕所刊，后來乾隆時著名學者盧文弨參校各本，詳加校勘，付梓印行，《金石錄》方有了一個可讀的通行本。但清初藏書家馮文昌卻意外地收藏到不全宋槧本《金石錄》十卷，這真如得之天璜，極為稀珍，馮氏立即刻了一方“金石錄十卷人家”圖章，以表夸耀。后來此殘本又轉藏于江立、趙魏、阮元、韓泰華、潘祖蔭諸人手中，亦皆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此殘卷如今歸于上海圖書館，擺脫了人失人得、命若游絲的惡運，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家。可見一部書流布于世，編著者固然其功至偉，但藏抄、刊刻與流傳過程中的任何環節，缺一不可。

      第二，要重視與發掘善本的學術價值與藝術價值，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增添時代豐采。一部古籍能否刊刻、流傳并發揮其價值，有時甚至是偶然因素所致。清乾隆期，主流學術是考據學，但當時學者崔述卻不媚時好，深研史籍，有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懷疑精神與堅韌毅力，花一生心血著成考辨札記性質的專著《考信錄》三十二卷。云南石屏人陳履和，在接讀崔氏部分書稿后，便堅意拜崔為師，成為崔氏唯一的弟子。崔述臨終之際，遺命將書稿全部交與陳履和。陳氏趕到后拜受遺書，改稱自己的齋名為“遺經齋”。陳氏將一生的精力和所有資財都花在了為其師刊書上，刻版不懈，可惜版片刻竣，未及刊行，就逝于浙江東陽縣任上。遺書版片二十箱寄托金華府學，心志未竟，而師徒俱歸道山。民國時期，胡適在日本發現《考信錄》后非常重視，回國后令顧頡剛等人整理出版。顧頡剛深受崔氏影響，創立“古史辨派”，成為二十世紀史學流派中的中流砥柱。《考信錄》在崔述師徒身后，發揮出了巨大的學術能量與深遠的影響力。像《考信錄》這樣為文化續脈、為時代添彩的古籍，不在少數，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應充分發掘，并給予極大的尊重與重視。

      第三，要充分發揮互聯網與古籍數據庫的作用，將古籍善本進一步數字化與網絡化，使更多人學習、傳播與熱愛古籍，熱愛優秀傳統文化，讓古籍“火”起來。今日世界已進入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人們不再限于到圖書館的古籍閱覽室才能借覽古籍。古籍數據庫中完整而清晰的古籍掃描圖像，使我們有條件看到甲骨金文、帛書漢簡、唐代寫本與宋元刻本，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當然，各大圖書館與研究者，不能僅是將古籍數據公諸網上即告完成，而是應該在介紹、宣傳與推廣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除了舉辦各種高深的專家講座外，還要做更多的普及類講座；不僅要在各高校與圖書館舉辦，還應深入工廠與農村，甚至是到中小學去，給孩子們講解古籍在刻版、字體、紙張、版式、用墨、裝訂、鈐印、題跋等方面的知識。從而，讓他們鑒賞與品味古籍之美與傳統文化之典雅與厚重，在他們心中播下種子。

     第四，要大力發掘古籍，加快整理古籍的步伐，激活沉睡在館閣中的古籍，讓古籍“活”起來。目前已經影印與整理的，只是現存古籍中的少數，絕大部分的古籍仍深藏難出，蒙塵插架。我們的目光總是盯著歷代少數名家與他們的名著，反復影印、點校、注釋與翻譯出版，而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著作，并不是它們不重要或不是善本，而是無人閱讀、研究與整理。因此，若要進一步盤活古籍資源，擴大其影響力，就要著重于乏人問津之古籍的開發、整理與利用。書籍畢竟不是文物，閱讀利用永遠是其**屬性，而文物屬性是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藏而不用，等同文物，就失去了書籍的天然屬性。尤其是一些古籍孤本，終歸是會消亡的，整理出版，化身千萬，才是對古籍*好的保護。

     第五，在西學興盛、西化成風的今天，還要積極向全世界推介、翻譯與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既有優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內容，要選擇具有經典性、權威性、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經史子集，來加大傳播、推介力度。這些書籍所講的，應是恒常的道理，是直指心性的溫馨故事，是舉世喜聞樂見而向上提引的道理，是古今中外人們都能接受的觀點與內容。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認同與喜愛。這方面，我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尚任重而道遠，需要各方恒久的努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