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數字檔案資源庫建設雖然可能成為各級綜合性國家檔案館的核心業務，但仍面臨基礎動力不足的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難以反映和衡量數字檔案館數字資源和服務的績效。作為文化事業單位，綜合性國家檔案工作的意義體現在環境效益上，直接的市場效益不明顯，難以直接衡量其績效。檔案數字化資源也存在這個問題。除了通過圖書館資源數量、網站訪問量、評論訪問量等簡單指標來評價其績效外。，不便于衡量其長期效益，以致數字檔案館數字資源的效益無法得到充分顯著的體現。與數字檔案館數字化建設所需的巨額投入相比，成本與效益形成鮮明對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數字檔案館建設資源的主體力量。比如，目前檔案館中的傳統載體檔案是否應該全面網絡化，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成本因素的投入與收益不平衡。

其次，目前的績效評價體系缺乏開展數字檔案館數字化建設的硬性指標。現有業績評價體系主要涉及一般數字檔案資源庫建設，但對于基礎數字檔案數字化建設，缺乏硬性量化指標。例如，社會評估水平評估涉及國家綜合檔案館績效測量中的滿意率調查。國家綜合檔案館的基礎業務考核包括游客接待量、運動量、學生數量等指標，而數字檔案館的評價則涉及檢索發現率、部門網站和互聯網的訪問量、政府機構的增加等。這些指標是其他輔助和參考值指標，不是硬性指標。因此，對于綜合性市級檔案館而言，積極收集社會檔案資源、深入研究開發檔案資源、從事數字檔案資源的基礎建設、面向社會服務對象、增加群眾參與，只是“雪中送炭”，缺乏強大的相對動力。

按照現行制度，我國國家綜合國家檔案館雖然屬于文化機構，但在機構序列中被列為黨委中央機關。基于特殊的制度，綜合性國家檔案不可避免地具有強烈的政治特征。此外，感謝黨在一定階段的戰略、方針、政策和工作方向，是社會投資的基本方向。因此，更好地服務于黨的關懷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是國家檔案全面民主監督的重要取向，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支持和投入。此外，在我國，服務政府的關切實際上是基于保護國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也間接服務于人民和廣大公眾。因此，在開展數字檔案館數字化建設的過程中，綜合性國家檔案館需要立足自身權利，列出權責清單，與政策方針緊密結合，圍繞大局和中心任務做文章，才能獲得更多支持。比如，綜合性國家檔案館可以在愛國主義教育、保護和發展歷史文化和文化建設等方面，巧妙地尋求與數字檔案資源庫建設的突破口和平衡點，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群眾。這樣容易出成績、出特色、產生社會效應，增加群眾參與度，有效獲得政策和財力上的支持和投入。目前，一些地方國家綜合檔案局已經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實踐。例如，湖南省檔案館積極服務鄱陽湖帶建設區域規劃，建立專門的數字檔案館。2011年，圍繞《中共浙江省委關于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大力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決定》提出的“積極推進文化強省”戰略，杭州市檔案館發布《浙江省檔案局關于大力推進檔案文化建設的意見》，啟動實施浙江記憶工程，實施浙江名人、浙江方言、浙江名鎮（村）、熟記浙江、浙江*佳、浙江歷史。

公眾需求是檔案資源庫建設和服務的源動力，是檔案數字化建設和服務的提供動力。只有當公眾對檔案有需求時，檔案建設資源和服務才有意義和價值。因此，滿足他人需求也是綜合檔案局開發數字檔案數字資源的目的。只有建設真正貼近需求的數字檔案資源庫，才能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耐力，也才能提高數字檔案資源的質量和品質。由于歷史的原因，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的文獻資源建設主要是一種接收信息的模式。顯然，對于保存的檔案資源是否能夠滿足各方面的需求，缺乏準確的把握。但基于提升服務質量的指導，數字檔案資源庫的建設需要更強的指向性和明確的目的性。也就是說，采用了“不怎么建資源找用戶，而是怎么根據用戶建資源”的建設理念。因此，綜合檔案室需要把握檔案資源各方面的剛性需求和迫切需求，開展針對性更強的數字檔案數字化建設。

依托需求側開發數字檔案館建設資源主要有以下主要意義:一方面，針對特定產品開發數字檔案館建設資源在現階段可以產生非常明顯的效果，提升話題度，進而形成良性互動。以天津市檔案館為例。兩年來，天津市檔案館專注于天津現代史料的整理和網絡化，并提供在線利用。同時，還努力為天津方言語音建檔項目、天津城市記憶救助保護等急需保護和入住的歷史文化建立數字檔案，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它會增加成本和收益，降低成本和資源浪費。比如傳統檔案在館藏上的整體網絡化，違背了“需求驅動”的原則，效益相對較低。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將一些歷史文件、早期的音像文件、照片文件等數字化。急需修復保護的，或者重點將一些人才需求高、利用頻率高的檔案轉化為子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