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們經過不斷的爭論，果斷選擇保留戰場遺址——讓紀念館收藏模式的歷史傳承下去。

無論在任何國家，遺址、烈士紀念館、城市博物館、模型都是人們接受人文教育的重要渠道。二戰后，德國人不斷爭論是否要保存和修復戰場遺址，以及如何在模型中講述二戰歷史，但*終選擇篡改歷史。

糾纏:是留下還是毀滅？

對于德國人來說，紀念花園和大型博物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里你經常可以看到老師和一群學生一起介紹參觀，或者家長和老師帶著無線翻譯一遍又一遍的聽二戰故事。如果不是在是否保留戰爭遺址的爭論中“保留”的*終結論，人們可能永遠無法“看到”戰爭和屠殺的殘酷和血腥的沉重。

不像德國很多城市，慕尼黑離不開納粹。**次世界大戰后，慕尼黑反猶太情緒和極右思想盛行，成為納粹崛起的沃土，納粹沖鋒隊、國防軍和希特勒青年團都在這里成立，希特勒成為這場運動的先鋒。戰后，慕尼黑及其所在州巴伐利亞的市民團體一直呼吁社會以坦率、批判的眼光審視納粹歷史，從而保留了大量文物，并將其建成紀念花園和藝術博物館。

我在慕尼黑待的日子正好碰上歐洲的酷暑，這是我在德國的**站。飛機一落地，我就買了票，上了去小鎮達豪的火車。達豪非常接近慕尼黑。1933年3月22日，達豪集中營成立，后來成為所有德國集中營的典范，直到1945年4月29日，美軍將其解放。

納粹德國在鐵門上的口號“ArbeitMachtfrei”（勞作使人自由）的謊言，把達豪集中營變成了“工作和思想改造的營地”。所有被帶到這里的猶太人都是通過這個大門下地獄的。使他們“自由”的是死亡，而不是勞動。空曠卻壓抑的點名廣場，擁擠的大通鋪，火葬場散發著死亡的氣息，“集中營里的監獄”那會讓人發瘋...給我們講解的導游女士說，在達豪集中營紀念館每兩周講解一次，她總會休息一下，“因為精神壓力太大”。狹窄沉悶的環境讓每一個站在這里的導游和游客都感到壓抑，更不用說當年被囚禁在這里的猶太人和政治異見人士了。

這個集中營保留著可怕的生存記憶，讓當時的德意志民族感到不可分割，我們究竟該如何應對？“我們現在看到的展廳不是長期政治斗爭和游戲的產物。”奧格斯堡大學的蘇斯教授說。

是否保留不好的記憶，政府如何撥款，如何紀念更合適...圍繞這些問題，人們爭論不休。20世紀50年代，德國人對屠殺和集中營記憶的集體壓制，一部分是出于對受害者的保護，一部分是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但在蘇斯教授看來，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這樣克制的態度都會讓過去被遺忘。1955年，國際達豪特別委員會（CID）(二戰結束前集中營囚犯成立的非政府組織)開始活動，阻止了一些人破壞火葬場。四年后，它索要集中營的地點建紀念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第十七年，巴伐利亞州政府*終與CID達成協議，保留集中營舊址并建造一座紀念碑。“歷史和社會記憶永遠是豐富的政治斗爭和社會游戲的一部分，不同的群體總是提出不同的歷史解讀，而不僅僅是國家。”蘇斯教授認為，這種多元化發展的解讀構成了我們的情感記憶。

記憶:“好與壞”記住歷史人物。

慕尼黑的國王廣場附近曾經是納粹德國國家總部“布朗宮”的住所，希特勒及其工人黨員在這里舉行閱兵儀式并舉行活動。“布朗宮”在盟軍空襲中被炸毀，現在被一座有設計感的白色多面體建筑所取代-慕尼黑納粹檔案中心。

與只講述納粹興衰和二戰歷史的歷史博物館不同，今年5月1日剛剛開放的慕尼黑納粹檔案中心，將納粹發展的敘事延伸到當代新納粹。文字和圖片的詳細描述講述了戰后猶太社區的重建，社會與新納粹勢力的斗爭，甚至新納粹一度進入議會的事實。“從1966年到1969年，NPD(德國國家參議員，極右翼)曾進入七個市議會。在巴伐利亞州，他們獲得了7.4%的選票。”即使現在新納粹勢力的選舉很糟糕，但國家檔案館的簡介仍然寫著:“我們不應該回避日本右翼仍然以各種形式存在的事實...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兩個德國的合并，新納粹和右翼基地組織變得更加暴力。”

檔案局地下管理室對普通人開放。每個人都可以盡情閱讀書架上的文件，嘗試在電腦上中查看視聽資料，甚至可以搜索在納粹德國時期居住在慕尼黑的猶太人的下落。讓我首先點擊數據庫中的一個名字。官方資料顯示，1874年1月15日出生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曾在伊薩爾河畔居住過，經過慕尼黑城。然而，當德國納粹上臺，瘋狂與鄰國作戰時，她的平靜生活被徹底打破。1940年8月13日，克拉拉離開德國移民到上海。

這座為1933年至1945年間被納粹迫害的96名國會議員建造的紀念碑講述了另一個故事。這個1992年豎立的紀念品位于德國國會大廈旁邊。這96塊鋼鐵中的每一塊都代表著一位被迫害的國會議員，上面刻著我們的名字、出生和死亡年份、我們所屬的政黨以及我們被殺害的地點。魯道夫·希法亭，強烈反對希特勒奪權的克拉拉·雅各布·霍恩決策者，“生于1877年，死于1941年，巴黎健康監獄，社會黨”；朱力斯·雷貝爾，“生于1891年，死于1945年，柏林普洛岑湖監獄，社會黨”，因參與希特勒被德國國防軍軍官克勞斯·馮·施陶芬伯格暗殺而被絞死；呼吁暴力推翻希特勒的恩斯特·臺爾曼，“生于1886年，死于1944年，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德國中國共產黨(CPC)”...

當德國人不再糾結是否要保留二戰記憶時，他們開始到處建造城市博物館、展覽館或紀念品。*后，他們選擇性地記住或忘記，但記住所有發生的“好的和壞的”。人們也主動接近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聽過去的提醒。

參觀:教師的必修課

記憶的延續需要媒介，愛國主義教育肩負著傳承二戰記憶的重任。“愛國主義教育當然是一項重大政治。”蘇珊·波普大學人文考古首席教授奧格斯堡認為，人文教育服務于各國的行政管理。讓年輕一代記住什么樣的歷史，教會他們如何看待歷史，以及教師應該如何教授歷史...這一切都與過去有關，更與未來有關。

雖然有德國人及時談到并關心，二戰回顧史的研究過于重復，但波普教授卻不這么認為:“我覺得他們學得還不夠。”曾經在小學、幼兒園任教的波普教授說，屠殺是德國二戰物理教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通常學生會從多方面介紹二戰和猶太人類大屠殺的過程。

在德國中，各州都認可模型的使用，教師隨意選擇教學方法。但與日本不同，德國法律禁止傳播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在聯邦或州一級是如此，甚至在更小的級別也是如此."波普教授說，正是如此嚴格的規定，德國避免了像日本歷史模式那樣的爭議。“上世紀70年代，我們也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是否要編制新的模型，只有歷史數據而沒有評價。”波普專家表示，基于學生應該通過簡單的史料學習歷史，自己思考，從而避免失去自主性的觀點，有學者提出了這樣一種新的模式編寫流程。但在波普看來，中學生在價值取向的模式形成過程中，仍然需要教師的積極引導，這種閱讀史料的教學方式很難掌握，所以*終也沒有普及。

除了教師授課，參觀達豪集中營紀念館也是巴伐利亞州柏林普洛岑湖監獄的必修課。但巴伐利亞州州長在上世紀90年代首次訪問達豪，默克爾總理直到2013年才成為德國首位訪問達豪集中營的總理。這門必修課開始的有點晚。波普教授說，直到20世紀80年代，階層學生才開始來這里參觀，從他們以此為義務到現在才6年。她的助手舒曼博士補充道:“現在，巴伐利亞州的每一位教師都有義務組織參觀像達豪這樣的集中營或紀念地。”